姚明不再兼任CBA公司董事长曾任篮协主席

昨晚，CBA公司官方宣布，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不再兼任CBA公司董事长，委派中国篮协副主席徐济成担任CBA公司新一任董事长。

CBA公司稍晚发布的公告称，CBA此番更换掌门人，是依照中国篮球协会党委会、主席办公会有关中国篮球协会换届改选后领导分工调整的研究决定，以及《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资深篮球媒体人付政浩透露，姚明在2020年前后就已经就已逐渐淡出CBA的日常管理工作。尽管如此，姚明从2017年7月到今年5月份一直担任CBA公司董事长职务。他卸任董事长之后，意味着CBA公司正式告别了“姚时代”。

官方通稿对姚明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公司董事会对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兼任CBA公司董事长期间，为推动CBA联赛发展和引领CBA公司前进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奉献表示感谢。CBA公司新任董事长徐济成表示，姚明在兼任CBA公司董事长期间为CBA联赛作出的贡献无可替代，更为联赛未来向更高层次迈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脱离官方通稿，在民间叙事中，我们如何看待姚明为CBA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又如何评价他在任期内的业绩呢？

成功推动了股份制改革

在宣布徐济成担任CBA公司新任董事长的股东大会上，姚明向与会的股东或者股东代表们、总经理们告别。一位与会的成员匿名表示，姚明在现场向总经理们表示了感谢，并与大家逐一握手。“现场有掌声，但我感觉有些稀稀拉拉。他自己也明确说了，可能因为自己工作能力的问题，（与大家）产生了一些矛盾。”该人士如此透露。

坊间传言，姚明与一些俱乐部管理层成员的关系并没有那么融洽。除了要全身心投入到国家队事务中，这或许也是姚明逐渐淡出CBA公司的另一大诱因。

另一位CBA领域的从业者对于姚明推动CBA公司股份制改革予以了肯定（他同样选择以匿名的身份分享观点）。

根据“体育大生意”的报道，2017年CBA公司临时董事会做出决议，中国篮协作为CBA公司头号大股东，将30%的股权以858万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CBA二十支俱乐部，CBA每支球队的持股比例从3.5增至如今的5%。

姚明当时还没有成为CBA公司董事长，但他已经于该年年初正式当选为中国篮协主席。这一重大改革举措，显然是由姚明推动的。“通过此番让渡股权，中国篮协为包括中超在内的中国职业体育联赛改革树立了一个标杆，也充分展现出了新一届中国篮协勇于自我改革的决心和诚意。”“体育大生意”在相关报道中，对此举给予了这样的肯定。

公司化的运作，意味着管办分离落到了实处，股东大会以及股东们委任的董事会开始行使重要职权。“他（姚明）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以前体制内的职业联赛变成了各家俱乐部持股的股份公司。这其实是一个让所有投资人、CBA所有股东都能看得到实惠的东西。”上述选择匿名的CBA从业者如此表示。

CBA2.0从雷声大走向雨点小

姚明对于CBA的贡献，并不仅仅限于推动股份制改革。付政浩还在微博上透露，“姚明的CBA公司董事长职务一直都是兼职，姚明甚至连董事长的薪水都不领，一直都是零薪酬。”

关于中国人寿成为CBA的赞助商，社交媒体上对于姚明也不乏溢美之词。中国人寿曾经是姚明个人的赞助商，在姚明成为中国篮协主席并兼任CBA公司董事长后，中国人寿不再赞助姚明个人，转而成为了CBA联赛的主赞助商。2020年，中国人寿与CBA又续约了3年，今年夏天双方的合作告一段落。（关于双方是否会再续前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传出来。）

除此之外，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CBA也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最早复赛的主流体育联赛，并且为“泡泡联赛”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姚明的功劳。

不过，在姚明任期内的另一项重大计划“CBA2.0品牌升级计划”却从雷声大走向了雨点小。2019年，CBA宣布迈向了2.0时代，在视觉体系、赛制以及商业开发等方面都进行了升级迭代。

最先亮相的是九支俱乐部的新LOGO和新队名。这在舆论场上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些球迷认可视觉上的升级迭代，另一部分球迷更为认可老标识和老队名，并且指责相关设计有抄袭之嫌。

伴随着CBA2.0时代的到来，CBA公司也迎来了一项重要任命：2019年5月份，曾在NBA中国担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的王大为，被聘任为CBA公司第一位首席执行官。但仅仅一年多之后，王大为因为个人原因辞职。在他去职之前，社交媒体上还爆出了关于他的桃色新闻。

在王大为宣布辞职之后，CBA公司官方接受了他的辞呈，并表示由董事长姚明主持CBA公司日常工作，同时强调“坚持CBA2.0发展方向，稳步推进联赛工作”。

在王大为去职后，张雄接任了CBA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大约就在同期，姚明逐渐淡出了CBA的日常管理事务，CBA2.0的提法渐渐在主流媒体上销声匿迹。到了2021年7月，“体育大生意”刊发了一篇题为《江苏肯帝亚微调龙标，深圳重回烈豹，CBA2.0标识升级计划形同流产》的报道。这可以被解读为CBA2.0计划正式走向悄无声息。

“（关于CBA2.0），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变成了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练（耍）了很多的花架子，最后成了一个笑话。”上述匿名的CBA从业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工资帽成功给俱乐部减负了吗？

2019年夏天，伴随着CBA2.0时代的开启，CBA也启动了一项重要改革——效仿NBA推出了工资帽。同时，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2020-21赛季开始实施4节4人次。

经过两个赛季的摸索，国内球员的工资顶薪由800万压缩为现在的600万。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球员合同的约束。只要俱乐部给出符合相关规定的待遇（比如顶薪），球员便没有权利以自由身离队加盟CBA俱乐部。

这些措施一方面为俱乐部减负，另一方面也是保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过，隐忧也随之浮出水面。在2021年夏天，周琦“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向CBA联盟的新政发起挑战。

这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地震”余波。上个赛季复赛之后，新疆男篮的退出风波就是因此而起。虽然最终在各方斡旋之下，新疆男篮退出后“火线回归”，闹剧并没有继续扩大化。但是周琦的未来依旧是一个谜。

这一系列的新政初衷是为了俱乐部能够走向良性发展，在财务方面避免坠入深渊。但换个角度来说，这对于球员的自由流动形成了限制。业界普遍的说法甚至认为，在新政出台后，球员自由流动性远不如李元伟时代。

俱乐部真正从资本的负担中挣脱出来了吗？真实的情况可能远没有最初预想得那么乐观。新疆男篮在退出声明中，不仅将矛头对准了姚明，更是暗指某球员联合经纪团队在转会交易中谋取巨大利益。

关于该球员的转会传言在坊间流传已久。只要原俱乐部开出顶薪便可自动将其留在队中，但他通过消极态度逼迫俱乐部就范，最终加盟了一支财大气粗的豪门球队。在工资帽的新政下，他加盟新球队工资上不会有任何上涨，但真正的利益在于巨大的签字费。一位知情人透露，有些球员的签字费，甚至比他的工资还高。

整个CBA联盟，顶级球员凤毛麟角，为了得到这样的球星，豪门球队在转会费、签字费方面毫不吝啬。换言之，在工资帽新政下，CBA各支俱乐部之间并未走向真正的平衡，反而加剧了分化。这形成的局面是：有些球员及其经纪团队赚得盆满钵盈；另一些个人利益实现不了最大化的球星则进入了“摸鱼”的贤者时间。

再加上从2020年开始遭遇了疫情，CBA各个俱乐部的营收方面受到巨大影响，首先损失了门票收入以及绝大部分俱乐部的品牌赞助，其次从CBA公司获得的收入分成也出现了下滑的情况，俱乐部的处境并没有因为工资帽新政的推出而得到明显改善。

CBA变得更好了吗？

不可否认，过去几个赛季，CBA的热度居高不下，成为了巨大的流量池。在之前的文章中（总决赛再现横扫，会对CBA的商业价值产生什么影响？），我曾经阐述过一个观点：CBA这种大流量的形成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CBA变得更好了，而是吃到了篮球热的红利。

一位媒体同行拿耐高来举例，甚至认为今年的耐高总决赛的热度，丝毫不输本赛季CBA总决赛。我未必完全认可这一说法，但如果统计辽篮球迷之外的球迷群体的收视情况，CBA总决赛的收视率未必能超过耐克总决赛。

工资帽新政，外援政策，以及疫情的影响，让像麦迪、马布里这样级别的外援在CBA近乎绝迹，甚至能够达到布拉切水准的外援都屈指可数。老迈的哈达迪依然可以在CBA找到饭碗，多少有些“人老珠黄”的琼斯还是“香饽饽”。外援质量的下滑，对于CBA观赏性的影响不言而喻。

控制外援上场时间的初衷是为了给国内球员提供更多成长空间。但这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改善，真正的天才少年们，比如张镇麟、曾凡博，并不需要外援给腾出空间。他们甫一亮相就已经拥有了稳定的出场时间和机会。达不到要求的年轻人即便被给予了更多空间和时间，也无法具备为国效力的能力。

而在CBA梯队球员的培养方面，过去几个赛季受到疫情的影响，青年联赛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国内篮球独特的体制决定了最优秀的年轻球员集中在CBA俱乐部的梯队中。但是，这两年真正风生水起的是CUBAL和耐高等校园联赛，而CBA梯队里面的青年才俊们鲜有比赛的机会，形成了一种倒挂现象。

“如果孩子们在涨球的这个阶段，在成长最关键的时期，不能够参加大量比赛，不能够和国际上的强队去较量、去对抗，如果他们将来成长为一名职业球员的时候，他的水平能好到哪里去？他在最需要见世面的这个年龄，他又见了多少世面。”上述匿名的CBA从业者透露，个别女篮的青少年队一年打的比赛不到5场，“长此以往，有可能动摇到中国篮球的根基。”

在屡屡陷入争议漩涡的裁判问题上，CBA曾经尝试过推出职业裁判。但是，在上赛季初的裁判争议过程中，知名篮球媒体人苏群则透露，中国篮协已收回CBA裁判管理权。本来向职业化迈进的步伐，又出现了停滞的局面。

客观来说，如今的CBA相比过去，一定有进步的地方，也不乏有退步的痕迹。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面的很多决策也绝非姚明个人所能完全左右，比如CBA赛程要为国家队让路等，毕竟“人民篮球”的大帽子已经扣在了CBA的头上。对于CBA，姚明是有功的，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关于功，我们完全可以对其不吝赞誉；关于过，他也尽可以像当年的国足主帅戚务生指导那样只需要“承担该负的责任”，但也应该像2019年篮球世界杯上的自己一样，当被问到谁来负相关责任时，高声喊出那个振聋发聩的字眼——“我！”

中国人习惯在一个主政者离任时只称赞他的功绩。但我认为，如果不能一分为二地评价一个话事人，任何称赞都有阿谀奉承之嫌，正所谓“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是以将此文送给卸任之际的CBA公司第二任董事长姚明先生。